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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杜新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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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真是改变人的魔术师，照片上的年轻人如今已逾不惑之年。我从1973年起成为民航空中乘务员，30年间和同时代的姐妹一起经历了从伊尔-14、安-24、伊尔-18、伊尔-62、三叉戟，直到波音系列的今天。机型越飞越大，航线越飞越远，但是，我们依然与蓝天白云为伴，见证着中国民航的发展与壮大。
岁月经过时光的淘洗，沉淀在脑海中的便是金，30年的空乘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第一次飞行
对第一次飞行的记忆是清晰的：1973年4月26日，航线是京-并-延-陕-延-并-京，一共六个起落。
飞行前一天，教导员下达完任务，我与带飞的教员段淑英见面了。她是山东人，个子不高，她曾经是一名滑翔员，已经工作5年了。她很耐心地讲述工作程序、航线特点，然后让我从仓库领一个小铁桶和几块旧毛巾，去打扫飞机。
四月的天气乍暖还寒，我拎着一桶冰冷的清水和教员一起走到停机坪，一架可以装载48名乘客的苏制安-24飞机已经静静地停在那里。我们顺着飞机自备旋梯上去，整理客舱，扫地，擦桌子、扶手、窗子，摆安全带，倒垃圾，很快飞机焕然一新。
然后我们去检查供应品。当时供应品的配备都由乘务员自己检查落实，按旅客人数配备5只装的香烟、糖果、茶叶等，还要叠毛巾，小机型还好，要是大型飞机要叠几百条。一切准备就续，最后是参加机组会，各工种要向机长报告准备情况，聆听机长的指示。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在紧张忙碌中结束了。
晚上9：30熄灯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上的星星数了好几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我早早就起了床，穿上干净整洁的绿上衣蓝裤子和“懒汉鞋”，斜背着军用挎包站在门口等候我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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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尔62”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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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飞机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还不能忘怀，我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眺望着窗外的景色，嘴里轻声唱着：“朝霞送我们出航，晚霞迎我们凯旋，我们是年轻的乘务员，战斗在万里蓝天……”但是，随着螺旋桨发动机的轰鸣声飞机冲破云层直射天际，不一会兴奋的心情就被飞行的不适应赶走了。没开始工作就吐得不行，飞机起飞降落都吐，吃不进一点东西，六个起落的时间显得如此漫长。
客座只有26人的伊尔14只能飞3000英尺高，机舱是不密封的，在云层中穿行，颠簸得很厉害。作为乘务员即使自己吐得一塌糊涂，也还要照顾晕机的旅客。乘务员的座位没有安全带，飞机起飞和落地只能用手紧紧抓住座椅或将身体靠在服务台。教导员很快了解到我晕机的情况，派航医进行跟班检查，我很紧张，我知道航医跟班意味着可能被淘汰。
航医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人，一脸严肃使人敬畏，她可不是普通的医生，她掌握着生杀大权，她的签字将决定你是能飞还是不能飞。跟班那天，我一边工作一边悄悄观察她，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呕吐，实在忍不住时就迅速跑到服务舱，吐完，擦擦嘴又出去工作。教员看我吐得脸色蜡黄，让我休息会儿，我不肯，仍然坚持着工作，航医被我感动了，在鉴定书上签字：有毅力，可以继续飞行。我长舒一口气，终于闯过了第一关。
驻外生活
1974年5月至11月中旬我参加了北大开门办学的俄语短训班，结束以后第一次飞往国外的航线是北京-德黑兰—地拉那。我学的俄语派上了用场，阿尔巴尼亚许多人讲俄语，在阿期间我就成了机组的临时翻译，增加了许多交流的机会。我们在德黑兰摆渡，每星期执行德黑兰-地拉那的航班一次，这样的机会每年只有两次，表现出色领导才能派你去执行。当时国际航线只有两条，还有一条是北京-卡拉奇-巴黎，像北京-平壤、北京-南宁-河内、北京-昆明-仰光这些航线都是很短的，当天来回，我们称做半国际航线。出国的补贴是每天相当于一元人民币的美元，驻外一个月发20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约30元。要是飞半国际航线只发一元人民币，男同志还可以一天领到一包香烟，女同志不抽烟所以不发。我用头两次驻外攒的外币给我的父亲买了一块精工表；1977年开始海关允许进口电视，大家互相借钱购买苏联产的16英寸黑白电视。当年16英寸电视在北京也没有几家有，街坊邻居晚上都到我家里看电视，热热闹闹，跟剧院的夜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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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国航首航埃及，图为作者在迪拜招待会上接待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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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要提前几天准备任务，航线、工作程序、外交礼节、外事纪律等等，然后去准备供应品，还要去后勤借大箱子，两个人使用一个，里面要带《毛泽东选集》、外语材料、字典、笔记本，还有衣服，回京时归还，还要带机组用的药箱。
驻外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次驻外机组都要成立临时党支部，机长担任书记，乘务长担任委员，不能随便外出，那时的纪律规定不能和外国人接触，所以一个月都是呆在办事处的小院子里。早饭后由乘务长组织学习文件、讨论，还要帮厨，下午体育锻炼，每个办事处基本都有乒乓球台、篮球场，有的还有小型游泳池，飞行总队和乘务部的许多乒乓球、篮球高手都是驻外时练出来的。星期六或星期日集体组织去海边野炊，自己钓鱼捉蟹，然后支上一口锅煮，大家玩得非常开心。
卡拉奇是个贫富极悬殊的城市，富的真富，穷的真穷。指导员带领我们参观贫民窟，回来进行忆苦思甜，对我们进行珍惜今日甜的教育。我们那时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第一次驻外的人办事处都会带着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和游览市容，1975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文革遗风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这代人。记得驻巴黎时，听说参观卢浮宫，大家都不好意思，因为馆里展出许多17-18世纪的裸体油画，形象十分逼真，在当时与男同事一起去参观还不习惯，我们就分着去，今天是男同事去，明天女同事去。
抗震救灾的记忆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们很快接到了去唐山救灾的任务，用的是三叉戟和伊尔-18飞机，飞机客舱的座椅全部拆除了，机组两班倒，白天一班，晚上一班。任务是先从唐山往沈阳、西安、太原等地抢运伤员，回来时再从这些地方往唐山运送救灾物资，一夜飞三四个来回。
地震发生后部队早就进入唐山救援，他们抢救出来的伤员用卡车运到机场，我们和部队的战士一起把伤者一个一个从车上抬下来再背上飞机，飞到沈阳等地再一个一个往下背，人都累傻了，脑子空空的。
还有一些父母双亡的孩子被送到机场，然后由飞机运往西安的孤儿院。灾难使孩子们仿佛一夜之间懂事了，他们不闹，乖乖地听阿姨的话。飞机到达西安，孩子们陆续被领下飞机，突然一个小男孩抱我的腿哭着说：“阿姨我跟你走，我听话。”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我抱着他也哭了。那一年我21岁。
海湾战争期间的特殊使命
最难忘的一次任务就是海湾战争爆发后到安曼接劳务工人。
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攻占科威特。17日我们乘务组接到通知参加接劳务工人回国的任务，要我们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8月22日我们组参加了由杨套副经理带队的78人组成的摆渡机组，前往沙加执行沙加—安曼的摆渡任务。
8月23日，当三架载有五星红旗的大型宽体客机徐徐降落在约旦首都安曼机场时，等候的工人们挥舞着国旗，欢呼、跳跃，不断地喊着“祖国万岁！”
当工人们上了飞机见到我们，眼睛湿润了，激动地说：“到家了！到家了！”他们向我们诉说三天三夜没吃没喝连日奔波的逃难过程，诉说着可怕的战争带给人们的恐惧经历。我们像对待亲人般的照顾他们，为生病的工人送药，及时调整客舱温度，把自己的饭让出给他们，把我们带去的罐头让给他们吃。当我用广播器告诉他们，我们是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嘱托专程从北京来接他们的，并代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万名职工表示慰问时，客舱里响起一遍又一遍的掌声，有的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一位身着短裤背心的老工人自豪地对我描述说，只要持有中国护照，打着中国国旗就可以出境。路上风沙大，他们每到一地，顾不上休息，第一件事就是把国旗洗干净。他说：“我在外四年了现在一无所有，可是我觉得自己比其他国家的富人富有，因为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一席话语，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我深信那是发自肺腑的心声。那一幕情景至今难以忘怀，使我更加热爱我的祖国，以至曾有人劝我去国外其他公司工作时，优厚的待遇都无法动摇我的决心，我仍以挂着五星红旗的国航为荣。
浪漫光环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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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音707”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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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小姐”是近几年才有的名称，空乘工作也是许多女孩心驰神往的职业。“空姐”除了乘着现代化交通工具周游世界的浪漫之外，还意味着每年800-1000小时的空中生活和200天以上漂泊在外的有家难回。春节在我记忆中的种种感触是模糊的，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没有节假日的，只是飞与不飞的区别。以前的春节不记得了，只记得前年的除夕我是在飞往南斯拉夫的空中度过的，那天我让机长在零时按三下铃声引起旅客注意，然后我拿起广播器向旅客广播：“今天是农历大年三十，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在这万米高空，我代表机组全体成员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机舱里的掌声一片。28年里，我只在家里度过两个春节。和家人的相聚也很少，最长一次，3个多月没和丈夫见面。因为，常常是我刚到家，他就起飞了，他回来时，我已经登上飞往异国的航班了。
工作流动性大，是我们这行的工作特点，游移不定难与家人团聚，给我留下做为母亲而未能完全尽责的内疚。1992年除夕，我本来没有航班，总算可以在家过年了，女儿高兴得又蹦又跳，盼望着一起吃年饭，一起放鞭炮。然而，分部有一个乘务组执行北京-旧金山任务，由于乘务长签证过期不能飞行，领导决定让我接任。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哇”一声哭了，为了工作，我没有别的选择。当我踏上机组车时，回头望见老母亲领着我年幼的女儿正依依不舍地向我挥手道别，老母亲那苍老的身躯和女儿幼小的身影在寒风中更显孤独和单薄，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涌了出来……
就在那次航班上，我遇到一位75岁高龄的老人，当我发现他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气，说不出话时，便立即准备好氧气瓶，并叫乘务员广播找医生。医生给老人服下急救药，老人病情才有所好转。夜深了，机窗外是茫茫的夜空和浩瀚的太平洋，机舱内，乘客早已进入梦乡。我则一直守在老人的身边，不时为她检查脉搏，更换氧气瓶，将饭一口一口喂给老人，扶老人去卫生间，老人颤抖地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你比我亲生女儿还好，我回去一定告诉我的孩子，让他们永远记住国航的空姐。”
服务工作看起来每天迎来送往，端茶倒水，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干好也不容易。因为，好与坏就差一点儿。从细微处看精神、看品质，就得把一切工作做在旅客需要的前面。为此，我们按照国际航线的标准，探索空中服务的规律，创国航优质服务的品牌。1994年，中国民航首次实行航线经营权公开招标，国航夺得了被称作“黄金航线”的中韩航线，提出“向竞争对手的优点学习，向服务要效益”。团中央和国航团委决定在这条航线上创办“青年文明号”，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带领乘务员学业务、服务技能和规章制度，学乘客心理学，注重细微服务。看到抱婴儿的旅客，就主动帮助拿行李；旅客睡着了，就轻轻拉下窗帘、放平座椅、盖上毯子；对头等舱旅客，事先了解姓氏，实行姓氏服务。
现在，当年的“青年文明号”已改为“金凤组”，专门培训国际航线的乘务员和国际航班乘务长，每年向国际航线输送200多名乘务员和几十名乘务长。
我们这一代见证着中国民航的发展与壮大。从90年代末开始，国航形成了正规化、规范化的服务体系，使空中服务也做到了有章可循。打开厚厚的“飞行乘务员手册”，从乘务员形象、客舱服务到客舱管理，每一页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空姐”的智慧与劳动。回首往事，姐妹们说：“选择了蓝天白云也就选择了辛苦与奉献；把青春年华献给蓝天白云，我们无怨无悔。”(杜新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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