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绍徐柏龄不需要提职务或官衔，因为这个名字的意义已经不仅限于民航或者飞行的范畴。
从1957年起，徐柏龄就为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驾驶专机。在半个多世纪的飞行生涯中，他到过120多个国家，亲历目睹了许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其中包括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基辛格秘密访华、邓小平访美等；他长期担任中国民航总局、民航北京管理局的重要领导职务，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第一任总裁，亲身参与和领导了中国民航发展壮大的历程；他凭借精湛的飞行技术，机智果断地处理飞行突发事件，50年安全飞行无事故。
徐柏龄的飞行生涯伴随了太多令人崇敬的伟人，他的飞行经历因与令人惊心动魄的世界政治风云紧密相连而堪称叱咤蓝天。
前不久，我们对徐柏龄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了自己从一名游击队员成长为优秀飞行员的经历。从这些历史的片段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对祖国的热爱，对飞行事业的执着，他刻苦学习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值得每一位年轻飞行员学习。
17岁的游击队员
徐柏龄出生在贫苦家庭。家里有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上过学，但家里没有钱，两年后就早早辍学了。后来父亲因病早逝，姐姐和弟弟也因家境贫困相继夭折。只剩下徐柏龄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很小就上山打柴，还跟篾匠学过做竹制品的手艺，母子勉强度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1944年9月，日寇为防止盟军登陆，第三次进攻温州并占领乐清县城和西乡。敌人构筑工事，建立伪组织，妄图长期占领此地。鬼子挨家挨户强征民工，到处修碉堡，挖战壕。没有劳力的人家必须花钱雇佣民工。徐柏龄家孤儿寡母吃了上顿没下顿，哪里有钱雇人呢？母亲没办法，只好让他去。那时，徐柏龄只有12岁。
乡亲们为鬼子构筑工事，必须自带干粮，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鬼子却不给一分钱。一天，临近收工，鬼子翻译官带着几分奸笑地告诉大家：“今天收工后，每个民工可以到山前领取2升大米。”大家将信将疑，鬼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心肠？但当时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如果真的有2升大米，也够一家人吃上两天的。大家无暇细想，便鱼贯而行向山前方向走去。
谁知，正当他们接近山前时，只听一声巨响，霎时间，黄烟滚滚，泥土、碎石四处飞溅。大家见事不妙，慌忙逃生。山上的鬼子看到民工们惊慌失措的样子竟然捧腹狂笑起来。原来鬼子根本不是发米，而是拿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取笑。他们事先埋好炸药，欺骗民工来领大米，待民工接近山前时，就点燃炸药。徐柏龄随着大伙儿一起逃命，耳边不停地震响着民工兄弟的呼喊和鬼子们的狂笑声。他说，当时一股民族仇恨的怒火涌上了胸膛。
1949年2月，在地下党的指引下，不满17岁的徐柏龄联络了同村好友黄云宽和许玉赞，离开家乡，跋山涉水，走了几百里路，终于在枫林山区找到了浙南游击纵队括苍山支队城西区武工队。
那时候，17岁的男子已经是壮劳力了，徐柏龄能挑起100多斤的重担，但营养不良和过早的劳累，使他们的个子都格外矮小。徐柏龄和同岁的黄云宽，个子稍高一些，队长把他们编进战斗班，发给他们每人一支套筒步枪。许玉赞比他们小两岁，个子还没有步枪高，被分配去放养老百姓慰劳游击队的几只小白羊。徐柏龄回忆说：“枪是发了，子弹却很少，每个武工队队员有五六发子弹。为了显示实力，老同志教我们用小木棍把子弹袋塞得满满的。”
徐柏龄随游击队参加了一系列的战斗，由于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参加革命仅4个月，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柏龄早年的这一段战斗生活，培养了他临危不惧，遇险不慌的品格，奠定了他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当空军是想参加抗美援朝
徐柏龄最初报名当空军是想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
解放初期，徐柏龄任副排长，驻扎在温州海防前线。抗美援朝打响后，徐柏龄和战友纷纷写血书要求上朝鲜前线，连指导员做思想工作，说保卫海防、解放台湾也很重要，大家才安下心来。
抗美援朝开始不久，为了加强空军建设，中央军委决定从陆军部队选调一批有作战经验、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壮的干部改装飞行员。因为战事紧急，上级要求各部队无论哪级干部，只要符合入选飞行员的条件，都必须无条件地调动，任何单位和领导都不得阻拦。
当时，徐柏龄已调到308团政治处任保卫干事，下连队检查工作后，刚刚回到机关。一位同事对他说：“徐柏龄，后勤部来了空军体检组，正在挑选飞行员，你还不赶快去试一试。”徐柏龄来不及向上级请示，就去体检了。当时想的是当上空军，就可以参加抗美援朝了。
没想到，他的体检合格了。
1950年12月，陆军103师经过体检合格的有100多人，入选调往驻在杭州的华东空军第六预科总队。半年后，经过考察筛选，上级调选一批学员进入位于长春的东北空军第一预科总队，徐柏龄再次入选。
学飞行可不像扛枪打仗，没有文化就开不了飞机。预科班的学生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提高文化素质。来自陆军各部队的这些学生，都是20岁出头，多数是连排干部，也有首长的警卫员，有的是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打仗勇敢，身子板一个赛一个的棒，但文化水平却不高。
徐柏龄说：“尽管我只上过两年小学，但在同学中，我的文化水平还算高的，有些基础差的学生，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抗美援朝期间，报名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学生很多。空军预科总队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做文化教员。基础差的学生有的一人配两个教员，帮助他们补习文化。
当时，徐柏龄想尽快飞上蓝天，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课学习中，除了白天8小时上课外，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熄灯号响。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从加减乘除到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数学课程。
1952年7月，徐柏龄进入哈尔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正式成为飞行学员。而最初和他一起从陆军来的100多人，这时已所剩无几。
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是培养轰炸机飞行员的专门学校，有初级教练机——雅克18；中级教练机——乌特贝；高级教练机——杜2轰炸机，这些都是苏联飞机。在二次大战中，杜2飞机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徐柏龄通过了十余门理论课的学习，完成了90小时3种机型的飞行训练，1954年11月，从空军第一航校正式毕业。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中国民航要发展，缺少飞行员，请求空军支援。徐柏龄和其他10多位飞行班同学，以及飞行报务员，一共30多人，被分配到中国民航工作。1954年12月，他们来到北京而后转到基地设在天津张贵庄机场的中国民航局飞行大队。
1955年1月1日，民航局吸收了原中苏航空公司的中方飞行员，合并组成了中国民航局北京管理处飞行大队，基地也由天津张贵庄机场迁至北京西郊机场。
从此，徐柏龄作为一名飞行员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全部奉献给了中国民航事业，见证和参与了中国民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飞向世界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为周总理飞专机
访问徐柏龄不能不谈到专机，不能不谈到他为周总理驾驶专机的经历。徐柏龄在他撰写的《专机上的政要人物》一书中写到：“1957年8月2日，是我飞行生涯的一块纪念石。这天我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驾驶专机。这是从浙南游击队飞向蓝天的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在该书中，他对第一次接受专机任务和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做了详细描述：
头天上午，我来到民航北京管理处飞行大队办公室，向大队长张瑞霭请示飞行任务。
“明天，我们一起飞周总理的专机！”
张瑞霭大队长像往常一样，语气平和地布置工作。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我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飞周总理的专机？”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我独立驾驶飞机已经有一年多的经历，但毕竟还年轻，飞行资历不深。望着张瑞霭大队长平静的面孔，我希望从那双穿透风云的锐利眼睛中找到解开疑团的答案。
“是的！飞周总理的专机。”
张瑞霭大队长肯定地回答。
“去什么地方？”
“青岛！”
“你马上到伊尔14—630飞机上，与机组同志一起做好飞行准备，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张瑞霭大队长补充说。
这天晚上，光荣、自豪、兴奋、不安，各种心情交织在一起，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是党，是新中国把我培养成一名人民的飞行员，赋予我翱翔蓝天的翅膀……过去，我只是在画报上、在电影里见过周总理，明天，我将亲自驾驶飞机送他到外地视察工作……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与重托……距离一名优秀飞行员，我的学习和锻炼还太少，能够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吗……
那天，我坐在驾驶舱的左座位置上……只听驾驶舱门轻轻响了一下，飞行组的同志们都站起来了。我回过头，惊喜地发现，周总理已经站在我的身后。我连忙解开安全带，从座椅上转身站起来，拘谨而又目不转睛地望着周总理。
“同志们好！”
总理一边与飞行员们握手，一边亲切地向大家问好。
张瑞霭大队长把我介绍给周总理：
“这位飞行员叫徐柏龄。”
周总理握住我的手，用慈祥而深挚的目光注视着我，用带有淮安味道的口音关切地问：
“徐柏龄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
“浙江！”
“浙江是个好地方。”
“今年多大了？”
“25岁。”
“好，年轻有为！”
周总理温和的话语就像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
此后，直至周总理病重的10多年的时间里，徐柏龄多次为周总理驾驶专机。徐柏龄说：“周总理每次飞行起飞前都进驾驶舱向大家问好，下飞机前与大家握手告别。每一次飞行我都受到深刻的教育，留下许许多多难忘的记忆。周总理伟大崇高的思想品德、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顽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度责任感，深深地感染、教育着我，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永久的记忆，而且，影响了我的整个一生。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将越来越深。”
刻苦训练 精心飞行
无论是作为专机飞行员、机长和领队，还是飞行部队、航空公司、民航管理局的领导者，徐柏龄总是将飞行安全放在第一位，对自己对下属他都要求做到苦练精飞。他说：“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掌握精湛的飞行技术，保证飞行安全，为人民服务，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这个信念是我学习的动力。”
初上民航班机时，徐柏龄任副驾驶，有苏联教员带飞，执行北京至苏联边境城市伊尔库茨克的国际航线飞行任务。机组成员有4人，除了徐柏龄，机长、报务员和机械员都是苏联人。机上没有乘务员，服务工作由报务员兼任。
刚开始，徐柏龄连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每次起飞之前，先由翻译在机下帮助苏联教员讲解飞行科目。可在飞行过程中，语言不通，徐柏龄与教员的交流全靠打手势，根据动作猜想教员的意图。
徐柏龄下决心尽快学会俄语，这样才能掌握飞行技术。在飞行中，他一边聚精会神地观察苏联教员的动作，一边注意把教员的发音用中文记录下来。下飞机后，再向翻译问明意思。就这样，他一句一句地学，白天念，晚上念，有空就嘟囔。在伊尔库茨克，苏联人都出去过夜生活，徐柏龄找一张靠近台灯的床，看书学习，琢磨技术上的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顽强学习，徐柏龄不仅在学习生活中能够与苏联同事沟通，而且在飞行中，还可以同伊尔库茨克塔台的苏联指挥员建立通话联系。
在飞行业务方面，徐柏龄更是一丝不苟、全力以赴。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刻苦自学，不懂的地方，就向别人请教，时间不够，就牺牲休息或者加班加点，每次业务学习考试他都得到了5分。尽管他对航线已经十分熟悉，但是在每次接受任务之后，他仍然对航线备降站、导航设备、机场设备以及天气演变等情况作全面的考虑和研究，同时，还将航线距离、地标、地貌和定位需要的无线电导航资料等记载在自备的手册中，以应急需。
当时的飞行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模拟机训练设备，只有一种非常简陋的叫做林克机，像个木头盒子，机舱很小，里面有驾驶杆和简单的几块仪表，可以训练起飞、转弯、下降等科目。驾驶员坐在里面模拟练习穿云程序，外面教员的桌面上有一个图表，标明了正常飞行的曲线。随着驾驶员的操纵，一支连动的笔在图表上描绘出飞行程序的曲线，与正常曲线越接近说明飞行的越好。这种模拟机没有空调设备，夏天闷在木盒子里满头大汗。
徐柏龄不满足于模拟训练，他总是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在巡航飞行时他也不使用自动驾驶，而是利用航线导航台做仪表飞行，设定科目达到的标准要求数据，练习手工操纵飞机，量的多少全靠手上的感觉，要达到使飞机高度保持正负30米，航向误差不超过3度的水平。这种练习短时间容易做到，但是长时间就不那么容易了。他说：“这样练虽然辛苦一些，但久而久之可以练出硬功夫，有了这个基础以后，遇到复杂天气，操纵才能自如。”
为了提高复杂天气的飞行技术，徐柏龄和同事专门在北京利用大雾的天气安排训练。起飞后升到600米，再冒着危险穿出浓雾，降落在机场上，这样既练了复杂天气情况下飞行员的操作基本功，也练了机组的密切配合。
虚心学习，刻苦训练，兢兢业业飞行，徐柏龄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和信任。1959年10月，徐柏龄当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和后来为人们熟悉的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等许多劳动模范一道，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那年，徐柏龄仅仅27岁。
徐柏龄先后担任过飞行总队的大队长、总队长，职务越来越高，行政性事务越来越多，但他却从不放松对自己飞行技术的严格要求。每年飞行技术考核，徐柏龄总是要求先考自己。他说：“要求人家严，首先要求自己严；严格首先要从干部严起，要求干部严首先要求自己严。”他经常拿干部开刀，对达不到原来的技术标准的飞行干部，坚决降标准；对技术、理论达不到要求的学员，坚决退回。有时候，一些人来给受处罚的人讲情，徐柏龄从不答应。
他说：“当飞行员思想要好，技术要精，要时刻感到肩上有千斤重担，要对旅客的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负责。我安全飞行一辈子，靠的就是这个。”
刻苦训练，精益求精，牢记肩负的责任，这既是徐柏龄对自己50年光荣飞行历史的总结，也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行总队安全飞行成功经验的总结。(闫亚生 李玲)
后记：接受采访徐柏龄的任务，心里很忐忑，因为他的故事远不是一两篇文章就能够记述下来的。
联系采访非常顺利，徐柏龄很随和地和我商定了采访时间。当我们在他宽敞的办公室坐下来时，徐柏龄把他茶杯放在茶几上，清晰而连贯地回忆起他早年的经历。他态度平和而亲切，使我们渐渐忘记了拘谨，随着他平静的叙述回到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
在写作本文时，多处引用了徐柏龄撰写的专著——《专机上的政要人物》中的文字，因为当事人的叙述比任何描绘都更真实、生动。
徐柏龄：浙江乐清县人，一级飞行员。1932年9月出生；1949年2月入伍为浙南游击纵队战士、班长；1950年12月为浙江军分区独立2营2连副排长；1952年7月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54年12月为民航北京管理处飞行队飞行员；1965年9月在民航北京管理局飞行大队任飞行检查主任兼航行科长；1966年7月在北京管理局任民航第一飞行总队二大队大队长、一总队总队长；1977年1月任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局长；1985年4月任民航局总飞行师、副局长，1987年兼任北京管理局局长；1988年3月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裁；1993年8月任民航总局顾问、民航协会副会长、中国飞行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59年10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64年被民航总局和空军党委分别授予“优秀机长”称号；1982年2月被授予“全国民航安全飞行模范”称号；1992年10月被民航总局授予特级安全飞行奖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届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委员、北京市第八、九、十届人民代表。
深情感言 寄语未来
希望飞行总队为国家立新功
民航第一飞行总队是中国民航创建时期成立最早的飞行部队。五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民航总局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飞行活塞式小飞机到飞行涡轮喷气大型宽体飞机，从国内飞向了全世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艰难险阻，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里浸注着总队几代人的汗水和心血，过去的业绩已成为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变，中国民航也发生了巨变，飞行总队的大批年轻飞行员脱颖而出，这表明着民航事业的兴旺发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新世纪，新的时代对飞行总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飞行总队的飞行员们，继承发展，开拓创新，不骄不躁，为总队创伟业，为国家立新功！
——徐柏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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