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
       原载1934年3月5日-6日
      《申报·自由谈》

       一九三三年对于中国的国民是“国货年”，但在“海派”文士们，却又是“幽默年”。这一年中最盛行的文章，是幽默文章。比起“输入日货二万万元”的“国货年”来，“幽默年”的成绩似乎好得多，自《论语》以下，大大小小的许多刊物，都被幽默之风所偃。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沫，大概在一九三四年这“妇女国货年”中，《论语》的销数仍然不会减少的罢？

       什么是“幽默”？大家都已知道是一个外国字Humor的译名。Humor是怎样一种东西呢，去年《论语》上曾经有许多专家讨论过，但终于不能给我们一个要领，直至近日，始有林语堂先生的论幽默上，中，下三篇，可以说是关于幽默的最详尽的理论。详尽是详尽了，但是，仍然，他也还不能给我们一个具体而明白简单的定义。大概诚如德哥勃拉所说，“何谓幽默”这问题，是“比宇宙引力的问题更麻烦的问题！是文艺批评上的不规则多边形！永远没有人能够分析一个幽默作家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人捉摸不定，好比被生物学家所追赶的蝴蝶，当你刚以为捉住了它的时候，它却逃了。”

       说起德哥勃拉（Maurice Decobra），大家还记得，是法国的一个作家，去年来过上海的，上海人把他当作一个幽默家而欢迎过，和欢迎萧伯纳一般，当然没有萧那么地盛大。照例，我们的新闻记者对于他举行了一番口试，他也回答了一番幽默的谈话，但据《论语》鉴定，他的答语算不上幽默，而且他所说的看得中国女子很美，竟被魅惑的话，惹起北平一位“姑娘”的抗议，很没趣。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幽默家了。

       但他对于幽默是用心在研究的。最近我看到他的一本书，叫做《雾里的笑》，是他所编的英美幽默作家选集，在前面有他的一篇序文，题目叫做《盎格罗撒克逊的幽默》。

       这序文开端，便是在上面引过的几句话，接着，他又说：“许多人常常试着给幽默下定义。有的提出考据式的定义，有的提出哲学似的暧昧的深刻的定义，有的提出欧几里得定理似的严格的定义……还有种种其他的。这些全部都有点道理，但也没有一个是完全的。”

       因此，他重新费了一番功夫，向英美的许多幽默作家征求幽默的定义。

       对于他的这种工作，应征的人很多，现在抄译几条在下面：

      “幽默的定义是不能下的，这是使人发笑的一种主要的原素。”——萧伯纳

      “我不相信幽默这东西是可以解释的。但照我的意思，幽默是这样一种东西，……以其滑稽使我们感动的东西。”——Jeromo K. Jerome

      “我常常以为幽默是我们所吸取的空气中的养气那一种东西。它创造而且保持人类的欢笑。它固然还能创造别的许多更重要的东西，但以欢笑为最先。”——R.C Carton

      “幽默是智者的眼中的微笑。”——Lsrael Zangwill

      “喛哟！我是常常在尝试给幽默下定义的，但我也常常失败！在我们之间最流行的是：与其跟着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同笑，不如嘲笑他之为念。”——W.Pett-Ridge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不通世故的人的愉快的思想。”——E.Anstoy

      “人们常常从人种或国家的分别上来区别机智和幽默。他们说机智是拉丁人种的特质，而幽默是属于北方人种的，如盎格罗撒克逊人或斯堪的那维亚人。我觉得这种区分是武断的，因为有很多的例子证明着，北人也有机智，同时南欧人也有幽默。我以为两者的分别，实由不同的性情所产生，由我说来，幽默是对于变幻无定的人生的微妙的观察，是摧毁忧郁的思想的讽刺的力量，这种讽刺，时而取严重的态度，时而取游戏的态度，总之是要使我们暂时感到那些扰乱心胸的事情的无意义。”——W.L.Doustney

       以上各条，在幽默是使人发笑的这一点上，虽然一致，但德哥勃拉以为幽默并不是专门使人发笑的东西，他说：“我们不要以为幽默家的任务是一味顽皮，倘把幽默家作如是观，那是太蔑视了幽默的真价。”他又说：“有的幽默是很伤心的，它虽然引起人们的笑，但是只差一点，它就会使人流泪的。”

       真正的快乐使人尽情地笑，分明的悲苦使人尽情地哭，在这样的事情上不会发生幽默，人们一尽情，也无从发生幽默。但是世间有许多事情，往往竟使你不辨哀乐，啼笑俱非。譬如古时希腊的一个哲学家Democrite对于一般人类的愚蠢常觉好笑，而另一个哲学家Heraolite却对此常常哭泣，像这样可笑也可泣的事情，有的把它化得可笑，同时也使笑者不自觉地流出眼泪。这一种就是所谓伤心的幽默罢。Taine所说的幽默就是一种，他说：“幽默是板着脸孔说笑话的人所说的笑话，是一种又苦又辣又涩的东西，这种东西，产于北方的阴冷的天空底下，只适合于日耳曼人的脾胃，犹如大麦酒之适合于他们的味觉。”

       但这到底是幽默的旁支。若论正宗，自然要推风韵无穷使人发“会心的微笑”，且能以一言半语，排难解纷的那一类，如厨川白村所说：“虽在议论天下国家的大事，当危急存亡之际，极其严肃的紧张了的心情的时候，……有了什么质问之类，渐渐地烦难起来了的时候，就用这幽默一下子打通，互相争辩着的人们，立刻又破颜微笑。”是这样的幽默。然而厨川氏又说，这是盎格罗撒克逊人种的特色，在日本人中是全然看不见的。

       在中国，林语堂先生所提倡的，就是盎格罗撒克逊式的幽默。林先生自己说过，“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但依我看来，林先生自己的许多文章，其实很富于道学气味，这是因为林先生太想以幽默调剂世道人心，如想由《论语》呼武人政客少打欺伪的通电宣言之故。因为存着这样的心，故不免语重心长，把适可而止就很幽默的话，说得尽情了一点，遂增加道学气味了。至于其他中国的幽默作家，我看都带些小丑气味，和林先生又两样。

       大概中国也是不能有盎格罗撒克逊式的幽默的，因为没有盎格罗撒克逊人那样的环境的遗传。

       徐懋庸（1911-1977）中国文学家、翻译家。原名徐茂荣，笔名回春、高平等。23岁时便以犀利而独特的杂文步入上海文坛，成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人之一，他的名字和鲁迅、瞿秋白、唐弢等大家交替出现，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受到鲁迅的器重。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担任常委、宣传部部长、书记等。新中国成立后，徐懋庸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及副校长、中科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