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罗万象的髹漆之形

       漆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上流社会争相收藏把玩潮流之物。由于漆器底胎涵盖了包括木、金属、竹、砂等众多材质，因此器形大到家具，小到包装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夏商时期，人们发现以木胎漆器作为食具更轻便耐用，远比沉重的青铜器顺手。因此，漆器逐渐取代青铜器成为食具的首选。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曾经出土过一套完整的西汉漆器餐具，其样式种类以及摆设位置都再现了当时宫廷酒宴上的分餐制。而此中的一件朱红耳杯尤为引人注目，杯里黑漆绘四条藤蔓式龙纹，横纵相对，龙身形态写意夸张，笔法劲健如飞。其嘴部上唇下颚很像植物的枝叶，上下翻动；盘卷的龙舌更似茎蔓，向外攀缘。内底正中书汉隶“君幸酒”三字，蚕头燕尾，飘逸潇洒。然而，当我们抛开龙的形象再作端详，原先龙头的位置竟浮现出一位长裙舞者，挥动丝带，踏云而歌，完全是一幅古代东方的抽象艺术作品。试想，古人在宾朋满座的宴席间，能双手端起如此佳器，一饮而尽，岂不幸哉？

       更值得一提的是故宫珍藏的一件元杨茂款剔红花卉纹尊，可谓元代漆雕精品。此尊造型敦实浑厚，漆色沉稳，浮雕刀法圆润娴熟，大朵牡丹、山茶等花卉纹饰突显出元文化奔放大气的艺术特征。而后来的明、清两代虽然对此都有所仿造，但艺术水准始终未能超越。该尊的底部髹有黑漆，且于左侧用针尖划刻着杨茂造三字竖行款。杨茂是元代著名髹漆大师，现今可定为杨茂真品的漆器国内仅存三件。像这样撇口、短颈且鼓腹的尊形，古人通常称其为“渣斗”。“渣斗”一词顾名思义，即盛放残渣废物的容器。它源于两晋时期，当时多为青瓷烧制，摆放在书案下面，用来收集纸屑垃圾，其功能类似现代办公室中的废纸篓。后至宋代，渣斗被请到了酒席之上，供人们吐放鱼刺、骨头。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痰盂，就是“渣斗”的一种演化。但无论如何，当这件工艺已尽极致的元代剔红渣斗摆在世人面前时，想必是再奢侈的王公贵族也不舍得用它来丢纸吐刺。

       除了食具之外，中国明清两代之前，上至宫廷，下至百姓使用的皆是大漆家具。这是因为那时在我们的木工工具中缺少“刨子”。不要小看这种简单的平木工具，没有它，木板就不能刮出平面，所以明中期以前的木工制作家具时，只能靠披麻挂灰的方法先在木面上打一层腻子，把不平的地方掩盖住，然后髹漆绘纹，这就像今天在人们化妆前要涂粉底一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件明宣德款填漆戗金双龙纹立柜，通体施红漆，门板内雕填戗金苍龙两条，四周绘以串枝勾莲边。在立柜背面横框上阴刻戗金“大明宣德甲戌年制”楷书款。这件立柜也是迄今故宫内所藏最早的明代髹漆家具。

       自明代隆庆开关以后，中国人不仅从西方引进了木工刨子，而且还学会了制作硬木家具，但古老的髹漆手艺却始终生生不息地向前进步。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超大型的剔红雕漆屏风、宝座与罗汉床相继问世，其体积之大，工艺之繁，令人叹绝。

       今天的人们都非常注重外在之美，凡身价不菲的商品总会有一个光鲜靓丽的包装。而古人也是如此，在清代众多的宫廷髹漆制品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精品包装。像一件清初百宝嵌“五老观日图”长方盒，通体以八宝黑漆为地，盖面分别用厚螺钿、绿松石、鸡血石、玛瑙、寿山石、青金石、碧玉、染牙、红珊瑚等嵌描五位老者于山巅之上，俯瞰云海中红日出升。打开盒盖，其内装有《康慈贵太妃母四旬慈寿恭颂》册页，落款为“子臣奕恭进”。这说明此盒在晚清时恭亲王奕当作给母亲的寿礼进献入宫。

       而另一件黑漆描金“锦袱”纹长方盒更是深得清雍正帝的喜爱。此盒样式风格源自东洋，应为御房内存放文房清玩之用。盒外“包袱皮”绘锦纹及“寿”字团花，四角袒露部分则饰以黑漆描金佛手、石榴、寿桃，寓意多福、多子、多寿。在各种髹漆技法中，像此类“包袱盒”对工艺的要求最高，自然也是最难制作的。据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首领萨木哈持出洋漆包袱盒二件，皇上传旨：此盒样式甚好，照此再做一些黑红漆盒”。

       由此可见，漆器自诞生之日起，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充满了它的身影，工艺、器形之丰富是任何其他材质的用具所无法比拟的。如今，它虽然已经成为仅供人们观赏的艺术品，但仍然被人们所喜爱。随着时间的不断演变，漆器将演绎它不老的传说。